外国人的命也能用八字算吗？外国人和中国人命运怎么算？

外国人的命也能用八字算吗？

这个问题的回答十分简单：是的！

因为，算命的理论基础是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它们的物质基础是“气”，“气”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特殊物质，它普遍存在于宇宙之中，存在于一切有形物之中，同时也毫不例外地存在于人类的肉体之中，而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所以，八字的理论，不管其正确与否，它都应属于自然科学的

范畴，同中国的人种没有必然的关联，只要你是人，你的命就一定能用八字方法推算。这就好像西医是一门自然科学一样，它适用于所有的人类，而不局限于其是否外国人，对于外国人也一样可以起到治疗的效果。中国人发明的中医理论和针灸方法已挽救了许多白人与黑人的生命。

虽然从理论上讲，外国人的命一定可以用八字推算，但在具体的算法上仍免不了有其特殊性，这是由他们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决定的。比如根据八字预测婚姻，对于伊斯兰国家的男人来说，他们的法律规定可以一夫多妻，这时你就不能完全用预测中国人婚姻的办法来预测他们的婚姻及家庭情况。

在中国，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现在国家又规定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小孩。若他与老婆离婚，他就成为光棍了；若他唯一的孩子病死了，他也就要断子绝孙。但对于伊斯兰国家的男人来说，他可以娶两个、三个……妻子，他同其中的一个妻子离婚，并不说明他就是一个光棍，他仍然拥有自己的家。每一个妻子都可以给他生一大堆孩子，所以要从八字中算出他子女的人数，照搬算中国人子女人数的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

《渊海子平》中有算人子女多少的规则。在《渊海子平》中，男命以八字的官杀代表他的子女，女命以伤官和食神代表她的子女。正官为女，七杀为男；伤官为女，食神为男。

假如某男八字的日干为“甲”，它以庚金为七杀，辛金为正官，再如所生之时为“已已”时，根据十干生旺死绝表则有，“金长生于已”，则算命先生会对你说：你将有七个儿子。他说这话的根据来源于《渊海子平》。

在《渊海子平》中，将正官与七杀、伤官与食神同时支相比较，看它们的生旺死绝关系，然后按下面的口诀判断子女人数。

八字预测子女人数口诀

长生之位旬中半，沐浴一双保吉康；

冠带临官三子位，旺中五子自成行；

衰中二子病中一，死中至老没儿郎；

入墓之时难保双，受气绝中一个子；

胎中头女有姑娘，养中三子只留二。

按此口诀，每一个人最多只能有七个子女，这是中国古代算命先生，根据一夫一妻型的家庭关系，总结出的子女多少规则。它不适用于一夫多妻型的家庭，对于现在还实行一夫多妻的国家和地区，这种判断子女的方法往往不适用。如科威特的一些王公大臣往往有十几个妻子，这些妻子每人给他生两个孩子，他就有了二十多个子女，而不是最多只能有七个子女。

这仅是在为外国人算命时要灵活掌握的一个方面，在为外国人实际算命时，还会碰到其他不少地方要灵活运用的地方，望大家自己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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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升远：帝国的颜面——“日本人论”的名与实

王升远：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讲座教授，兼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著有《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译著有《近代日本的中国观》，主编《东亚人文思想译丛》《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书系》等系列丛书。

中日两国虽、近在咫尺，但彼此凝视对方的眼神似乎总有些复杂。万历朝鲜战争（壬辰倭乱）可以说正是不满东亚原有华夷秩序的日本与明王朝之间针尖对麦芒的一次对决。其后，日本对夷狄出身的清王朝的怀疑以及清廷对日本的“不治主义”外交转向，又使得两国渐行渐远。晚清首席“知日派”黄遵宪就曾感慨，中日两国“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

甲午以降，日本对华的领土、主权野心日渐外化为战争、殖民，两国国民感情渐趋恶化，直至今日，伤痕犹在。而战后日本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动漫、日式美学为代表的所谓“日本文化”又几乎席卷中国，在青年一代获得了为数众多的拥趸。

面对日本，国人总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如何以一种既不仰视、也不俯视的“平视”姿态审视这个貌似奇异的邻国，是摆在我们眼前的重要议题。

01 提到日本人，你会想到什么

提到日本人，你可能会立刻想到安倍和菅义伟，作为日本政坛的两位领袖人物，他们绝对是今年的热点人物。日本政坛迎来诸多变故与动荡，前任首相安倍由于身体问题而早于卸任时间"隐退"，安倍的"忠实粉"菅义伟成为日本新首相。但安倍与菅义伟在这近半年中频频传出"负面新闻"，随着"逮捕安倍"后，"菅义伟下台"近日在日本民声沸腾。

在11月底日本前首相安倍以及其亲信由于涉嫌挪用纳税人资金将近800万，用于满足私人目的。日本每年有政府资助的"赏樱会"活动，从2013-2019这几年之间，安倍后援会一直在"赏樱会"的前夕举行名为"前夜祭"晚宴。

而过去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安倍风波的热度还未消散之际，"菅义伟下台"在日本沸腾。出于抗疫所需，日政府明文规定聚餐人数必须控制在5人之内，但日本首相菅义伟却被爆出在近日与7名政府高官及知名人士在高级牛排店内聚餐。

讨论日本、日本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这其中包含着太多苦涩、复杂的情绪。但今天我想强调的是一种既不仰视，也不俯视的姿态和立场，咱们可以去平视它，可以理性、冷静地去谈它，因为任何民族意气之争和脱离史实的抽象论辩都意义不大。今天，我想先邀请各位与我一起阅读几个史料，让我们通过这种扎实的方式来切实地推进相关的讨论。

我们会谈到周作人、蒋百里、戴季陶、露丝﹒本尼迪克特、安德鲁﹒戈登等等很多人，他们日本研究的得失成败会为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提到日本，我们一般民众的眼前很容易浮现出一些大致差不多的意象，比如武士道、富士山、樱花、日本鬼子、动漫甚至是AV片，一提到日本人，我们的脑海里也会浮现出大致相近的词汇，例如清洁美丽、忠诚、残忍、守秩序、懂规则，好坏都有，喜忧参半。

但无论是哪一种，都好像有一个不言自明的逻辑前提，那就是说，日本就是这样，日本人也基本都如此，他们好像都有着相近的品性。日本人都是一样的吗？日本人自己好像并不这么看。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材料。

02 不体面的日本人

这里有一本书，作者叫立野信之。1941年，在北京呆了两年的立野出版了他的中国见闻录——《黄土地带》。这本书有一小节，讨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叫“讨厌日本人”，他说，“来到北京，不，不仅是北京，日本人来到中国大陆，听说必定会‘讨厌日本人。’”

立野信之《黄土地带》

为什么呢？立野信之列举了自己在北京的一系列非常不愉快的体验和观感。在他看来，一些日本人在北京的形象和言行举止看起来太不体面了。

因此呢，他还特地给宪兵队提了几个建议，给有资格来中国的日本人设立的这个准入门槛，他要求你存款要在两万元以上，男人身高要在五尺二寸以上，女性身高五尺，也就是1.66、1.67米以上。大家可能还找不到感觉哈，我的身高1.72，按照立野的标准，如果我是日本人，我就来不了北京了。这两条建议用流行语来说，就是希望来中国的日本人都得是高富帅，矮穷矬最好就不要来了。

也不知是不是受到了这些建议的影响，据立野信之交代，日本宪兵队和领事馆警察还真就对在北平的日本男女的着装和外出的行仪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比如说，穿浴衣外出不行，不穿袜子、光着脚出门也不行，在人力车上吸烟不行，走路大声唱歌也不行。

在他看来，只有以这样严格的标准去要求，才能让人觉得日本人是既不输给中国人，也不输给西洋人的优秀人种，只有这样，在感观上才能不能丢帝国的脸，才能代表日本帝国形象。日本人的个体形象也因此被赋予了民族尊严的意义。你表现比较好的就是扬我国威，表现比较差的就是丧权辱国“日本人”的身份之中仿佛有一条统一的、大家都必须遵循的基准，这种无形期待转而成为了一种有形的、带有暴力性的约束规则。

我们再来看另一则写作于战争时期的作品，同样是写北京的，那就是高建子的《北京百景》。高建子原名叫高木健夫，是一位新闻人士。

高健子

《北京百景》1943年

1939年7月，他在北平创办了《东亚新报》，并亲自出任这份日文报纸的主笔。这本书中有一节，高木说他本来想去天坛附近遛个弯，看看能不能有点考古发现，比如找到点张勋复辟时用过的子弹壳。但是让他意外的是，自己居然在天坛附近找到了很多日本女性用过以后随意扔在地上的卫生纸，因为当时只有日本女性会用花瓣形的卫生纸。他说因为天坛里面就有厕所，上一下就4毛钱，为什么还要在天坛外面解决，在天坛这个地方，你们这些日本女人难道不怕遭天谴吗？

更让他愤怒的是，一些日本人在北平暴打人力车夫，甚至还会随地大小便，这特别丢日本的脸。

在这里，我想用这两则材料，为大家提示出一个思考的维度。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人的遵规守纪，彬彬有礼，清洁卫生等特质，并不是日本人的整体性的、绝对化的特质，更不想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向来如此、恒久不变的。

无论是讨论日本的国民性还是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我们都要知道它实际上都是各种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教育因素、环境因素甚至国际关系因素综合作用、倒逼出来的结果，是历史性形成的结果。这其中也存在着区域、阶层、性别、职业、年龄、代际等诸种差异，同时也是也是一个历史性形成的过程。

03 所谓“日本性”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

哈佛大学有位日本研究专家叫安德鲁﹒戈登，他从地理学和政治学的层面对所谓日本的国民性、日本性做过一番很有启发性的评论。在戈登看来，日本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状况，不利于统一。

安德鲁.戈登

因此，日本统治者对除首都之外的其他地区统治力是极其有限，鞭长莫及的。而所谓日本民族万众一心，团结一致，或者说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的所谓“日本性”、“日本精神”、“日本文化”，这些都是近代以后人为拼凑出的认同概念，与其地理实况并不相称。

伊能忠敬 作，1821年

那么，近代日本为什么要虚构和鼓吹一种具有一致性的、均质化的日本特性呢？大家知道，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社会各领域全面推行“文明开化”，所谓文明开化说白了就是西方化、欧美化。

但在这种激进改革中，有个重要的问题逐渐被人们所意识到：那就是，日本人努力不懈的改革，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日本大兴铁路，采用欧洲式的宪法，变得与欧洲一模一样，那么日本人还有什么特别的？

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就开始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尝试。他们一方面承认，必须借助西方科技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但仍然要追寻一种独一无二的“日本”价值，而且在追寻的过程中还要把它发扬光大。

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 ； 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

在所有被认为是日本独特的价值中，他们最强调的是日本有着与众不同的美学观念，这种美感根源于艺术和自然环境。 他们认为在大变革时代，这种特别的美感和道德感，会成为文化稳定的力量。

通俗地说，经济社会在表层可以大变革，但在什么是“日本人”的问题上必须要凝聚人心，稳定局面。强调一种特殊的“日本性”，就是要为大转型时代的日本提供一个能够文化压舱石。同时，需要注意，作为对西方科技、文化浪潮的一种防御式回应措施，所谓“日本性”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

那么，以这样一种明治到昭和时期日本文化人人为制作、并不断强化出来的“日本性”能否准确地认识、而不是误解了日本呢？我们再看一个材料。

04

周作人思考日本的两个向度：

贤哲+英雄

大家知道，民国时代有一份非常有名的杂志叫做《宇宙风》，这份杂志是林语堂于1935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在中日关系特别紧张的1936年，《宇宙风》杂志的实际主持者陶亢德却策划了一期“日本与日本人特辑”。

他当时邀请了周作人、郁达夫、谢六逸、崔万秋等等民国文坛的名流们来为他撰写文章，这个阵容基本上将当时中国留日和知日派精英一网打尽。

在这其中，周作人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日本通了。然而，在邀请后，周作人却出人意料地泼了一盆冷水，他认为《宇宙风》的这个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给陶亢德的回信中，周作人提出了思考日本的两个向度，一个他称之为“贤哲”，指的是日本艺文学术方面的代表，另一个他称之为“英雄”，指的是日本政治军事方面的代表。

在周作人看来，这两者原本就是人生活动的两个方面，不能根据其一而抹杀其二。而且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只谈“贤哲”而拒谈“英雄”，“则先生的计划便是大失败了”。

那么以研究日本的“贤哲”，换句话说研究日本的文艺学术而著称的周作人为什么突然意识到了谈“英雄”的重要性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周作人发表于1937年6月16日的一篇文章，《日本管窥》（之四）。

请大家注意，1937年6月16日就是“七七事变”20天之前。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更是直接宣布，自己的日本研究要就此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他感到了灰心丧气，觉得自己研究日本、评论日本这么多年，最终却不懂日本。因为日本文化可谈，日本国民性却看不懂，这些清谈对理解日本的动向和现实中日关系问题更是毫无帮助。

芥川龙之介

贤哲：艺文学术方面的代表

西园寺公望

英雄：政治军事方面的代表

周作人自己其实也挺郁闷的，因为在他所擅长的文学艺术领域，他看到了日本的真善美，而在现实对华行动的层面，他却只看到了脏、恶，丑，甚至会觉得日本人的行径卑劣地让人觉得恶心。而究其原因，用周作人自己发明的术语来说，就是自己缺少了刚才所提到的“英雄”的向度。

为什么英雄的向度不可或缺？说白了，就是那些关于日本的感性的、观念化的想象已经被现实层面日本对华政治、军事行动无情地击碎了。

我们今天在重新考察民国时期中国的日本研究和评论时，有两部绕不过去的作品，一部是蒋百里的《日本人》，另一部是戴季陶的《日本论》 。这两部作品近年来也伴随着中国的日本文化热潮而出版了很多个版本，在座各位一定都耳熟能详。

蒋百里

戴季陶

戴季陶的《日本论》出版于1928年，而蒋百里的书成书于1939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关系日渐吃紧，最终爆发了战争，这两本书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倒逼出来的产物，是为了回应现实中日关系局势的。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蒋百里和戴季陶军政背景，用周作人的话说，这两个人本身就是“英雄”，理性而务实。 大家都知道，蒋百里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曾经出任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和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在那本影响巨大的《国防论》中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理论，他去世时黄炎培为他撰写过一副挽联，从这副挽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蒋百里的文武两道、文武双全。而戴季陶则是国民党的军政大佬，是孙中山、蒋介石极为倚重的智囊。

这两位的著作基本都是“英雄”谈“英雄”的思路，周作人所看不清的日本侵华战争问题都在另一种全然不同于文人思维的政治家视角下得到了较为系统、透彻的分析。 蒋百里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分析日本必败时，他有很多独特的视角。例如，他曾用数字分析了1925年到1938年日本兵役检查的不及格比例，并据此指出，日本向外发展超越了自然的限度，因此战则必败。

戴季陶曾在日本待过八年，日语流利，他的《日本论》用很大的篇幅讨论日本的国体和政治问题，其中对板垣退助、桂太郎等日本政要的性格都很得要领，切中要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用四个章节的篇幅对与自己直接接触、并曾过过招的田中义一大将的分析更是直击要害的，他将田中置于明治以来日本的政治发展史中去思考，那么他的特点、他的惯性、诉求和他的对华政治动向也就一目了然了。同时这本书也谈到了很多政治议题。

日本人佐伯彰一和芳贺彻编过一本书，名叫《外国人撰写的日本论名著》，这本书中收入了三部中国人写的日本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刚才提到的周作人的《日本管窥》以及戴季陶的《日本论》。编者在谈戴季陶这本书时，有意地用另一部举世闻名的作品——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来做了比较。戴季陶的日本经验非常丰富，毕竟他做过孙中山的翻译和秘书，有机会有板垣、田中这些政界要人交往。而《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在写书之前从未到过日本。

05

作为“敌国风俗研究”的

《菊与刀》

说到所谓的日本性，我们总会提到《菊与刀》，这本书是被日本研究者和日本文化爱好者奉为圣经的一本书。我想稍微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成书背景。

1941年末的珍珠港海战后，美国人发现日本是个难以捉摸、行动诡异的民族。日本兵在战斗时穷凶极恶、顽抗到底，可是一旦成为战俘，就会对敌人俯首帖耳，惟命是从。所以，1943年美国的战略情报局（OSS）设立了“敌国风俗研究”的科目，他们为专家提供研究经费，让他们去研究自己的敌人——日本人为什么是这样的性格，这样，接下来的战争就能更为知己知彼。

同时，在德日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美国也想知道：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取对付德国的办法？第二，假如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该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留天皇？本尼迪克特接下了这个项目时，没有人相信她能做好。因为她没去过日本，也没接触过日本人，这是一项远距离作业。

但是本尼迪克特在广泛查阅各类文献、神游日本的同时，她深入到了战俘营去接触日本战俘，并与一些日本裔美国人交流，希望以此来理解日本人的行为模式。《菊与刀》实际上出版于战后的1946年，之后在日本很快就风靡了起来，对战后美国甚至整个世界的日本研究范式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本书在战后日本的知识界却遭到了极其严厉的批判。批判者也都非等闲之辈，其中包括柳田国男、和辻哲郎、川岛武宜等一批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大佬。我们来看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物。柳田国男，大家都知道，是日本民俗学的一代宗师；和辻哲郎，是日本比较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川岛武宜，日本近现代家族问题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与丸山真男齐名的战后启蒙主义代表人物。

从左到右：和辻哲郎、川岛武宜、柳田国男

这些人认为，《菊与刀》这本书缺乏历史层面的考察，而偏重于一种主观性的判断。同时，他们觉得作者将军方的观点、战俘的看法误认为是一般日本人的认识。 另外一点，大家知道，本尼迪克特在书中强调，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而日本文化则是一种“耻感文化”，罪感文化强调的是人心的自律，而耻感文化则强调来自外部社会的他律。

但是批判者们则认为，将罪感与耻感割裂、对立起来，这是很武断的见解。除了日本的这批思想巨匠以外，美国学者拉米斯认为，本尼迪克特所抽取的这些日本文化、日本人的特征、特性所反映的并不是日本的实际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被昭和军国主义者所渲染、夸张了那些美化民族特性的种族主义伪概念给欺骗了。

有两位任教于澳大利亚的学者罗斯﹒摩尔和杉本良夫认为，将“菊文化”与“刀文化”对立也有问题。因为这两者虽然都是日本的亚文化，但拥有“菊文化”的日本人和拥有“刀文化”的日本人分属于完全不同的独立阶层，不能把他们予以整体上的均质化思考。

其实，类似的批判还有很多。我想，这些思想界、知识界重镇的批判都为我们重读《菊与刀》，思考其中对日本人特质的论述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的。

06 战后“日本人论”著作的泛滥

大家知道，1945年8月15日，战争结束。日本有家特别有名的研究机构叫做野村综合研究所，他们有一项报告显示，从1946年到1978年，日本出版的可以归为“日本人论”这一类的书籍有大约700种。其中，58%出版于1970年之后，而1976-1978年三年的出版总量高达25%，这其中有不少书还登上过畅销书排行榜。

我想，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热衷于宣扬本国独特的国民性。但是不管是来自哪个领域、哪种类型的作者笔下，“日本人论”的论点几乎都从未脱离过这样几方面内容，比如说，日本人的自我意识薄弱，集团意识较强，意见高度一致等等。

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谈论所谓日本的独特性时，我们潜意识中的参照系是什么，也就是跟谁比，日本显得特殊？对日本而言，说自己特殊的参照系往往是所谓的“西方”、“欧美”，当然这里的“西方”和“欧美”也经常被假定为某种整体性的、同质化的区域，西方各国、欧美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被抹杀掉了。

07

“日本人论”均质化的成因：

“西方”的视角

刚才提到的罗斯﹒摩尔和杉本良夫这两个人就以此为切入点，从自己的研究实践和观察中归纳出了六个因素，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这六个因素告诉我们日本论为什么会看起来如此同质化、均质化，而且似乎具有某种整体性。

一、与日本人的国际交流模式有关系。 战后几千位日本人借助富布莱特奖学金等美国国务院主持的留学项目到美国访学，他们大部分英语能力不强，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大学或图书馆，缺乏对美国生活的原始体验，而且海外生活时间太短，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对象国社会缺乏深度了解，对以比较的方法把握日本社会特征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致命的。

而我刚才提到了罗斯﹒摩尔和杉本良夫这两个人，有趣的是，他俩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日本人，后来又都在澳大利亚任教。两个人在日、美、澳三国分别度过了1/3的人生，由于长期往返于这三个国家，实际的生活经验和学术思考告诉他们，这三个社会的相似性要远比人们想象地多，所谓的文化冲突实际上越来越少。

二、海外的日本研究者到日本做研究时接待他们的往往是政界和商界精英，这些人提供的资讯和解释往往会成为他们研究的根据。 特别是一些日语不太好的研究者，他们必须借助翻译者才能推进自己的研究项目，这些翻译者和信息提供者在向外国人解释一些比较难懂的问题时，往往容易把问题引向日本的独特性。

三、国际交流基金是海外日本研究的重要资金来源，在这种背景下，研究者不可能无视出资方的方针和意向。 除了这种间接的手段以外，政府、企业和财团还会积极散播自己所支持的日本社会论，特别是把日本视作一个整体的这种“同质论”更能迎合权力阶层、精英阶层的口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人论可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四、有名的日本人论论者大都与当时政府关系密切， 很多人是东京大学教授，具有比较崇高的社会地位，出版社也以岩波书店和讲谈社为主，很难想象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网络会在他们思想形成过程中给他们套上怎样的枷锁。

五、几乎每个国家都会存在“本国文化至上主义”、“本民族中心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背后往往是自我陶醉式的浪漫主义或者国家主义身影。 在日本，之前它表现为以“大和魂”、“日本神国论”、“和魂洋才”为代表的皇国史观，近几十年来表现为“日本第一”“日本株式会社”等现代形式。而有些国外的日本研究者呼应了日本国内的这些民族主义口号，他们对日本充满憧憬，认为日本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社会。

六、多数日本论只是零散想法的罗列，缺乏坚实的学术积累基础，而日本国内外也始终未能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学术审核力量。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日本有位学者叫饭田经夫，他从宏观经济学的视角提出这样一个说法，他说，事实上，所谓的“日本式”中出人意料地包含着很多欧美式的要素，欧美的某些理念有时甚至能在日本变成事实。 而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非源于日本特殊的经济习惯，而是原产于欧美的新古典派理论在日本的现实经济生活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运用。

另外，我们大家观念中似乎感觉日本人对公司的忠诚度很高，但另一位学者小池和男的研究显示，欧美各国常年连续就职于同一家公司的老员工人数并不比日本少。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08

我们该如何看待“日本人论”

以上这六大因素相互之间纵横交织，掀起了日本内外的日本论热潮，也对日本性的内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但当我们明白，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文化政治、文化民族主义的虚构，你就会知道，这些说法、这些表述不能够指导我们理性、正确地理解日本，倒不如说可能让我们在误解日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们没有必要把日本“鬼化”，当然也没有必要把日本、日本人想象得那么美好，失恋时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会失落，丢了工作时也跟我们一样会亚历山大，都是一个个平凡而又复杂的个体。

我想，我们有必要回归到“人”这样一个思考的基点，告别异域猎奇心态，告别各种利益的绑架。

我们必须意识到受阶层、性别、代际、年龄、地域诸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日本和日本人是无法去一概而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识到其中的复杂性、差异性，从而去做一些更为扎实的实证研究，会让我们把日本、日本人看得更清楚。 我们的日本论、日本研究也因此才能够对中国民众的日本认识产生积极的建设性影响。而这一切有赖于各位日本研究者、各位观众的切实努力。

编辑：forum、栗唯、巴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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