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派命理阴阳 什么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什么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作者简介：

桡哲，独立学者。10余年来，致力于东岳哲学的革新、研究、传播和发展。

著有原创哲学理论：“外在生存结构论”、“群团化分工论”；《三大起源通论》（含生命起源、意识起源、社会起源）；心理学基础理论《狭义心理学》、《物演人格论》；哲学通史《物演哲学史》；美学基础理论《物演美学论》。

《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意。

其是最顶级的东方思想，是中华文化之源的“万经之王”，其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治理起着极其重大的影响，还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就是“道”！

但是，“道”在既往并未明确阐清楚，这也就使得我们根本无由说清楚“道如何生一？一如何生二？二如何生三？三如何生万物？ ”

而本文则致力于以新哲学思想的“物演思想”（包括“递弱代偿理论”、“外在生存结构论”、“群团化分工论”），以及现代科学的大信息量 来具体阐述这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

不过，在具体论述之前，还是得先谈谈既往对“道如何生一？一如何生二？二如何生三？三如何生万物？”的理解。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出自《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余秋雨认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具体过程是：“世界本是一体，起于一，归于一。但是，浑然安静的“一”还需要寻常启动的生机，于是出现了“二”，也就是阴阳两气，有了阴阳两气也就出现了滋生能力，因而就生出了第三者。因为，阴阳两气不管在方位上还是性质上都是不同的，因此会产生对冲和激荡。万物正是在这种对冲和激荡中，背靠着阴，面朝着阳，产生一种协和状态。当这样的滋生开始，当然就会源源不断，于是就形成了“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荣景。 ”

哲学史家冯友兰 认为，“冲”是道的一种性质，“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这种尚未完全分化的气，与道差不多，所以叫冲气，也叫做一。然后，在还没有天地的时候，有一种混沌未分的气，即冲气，起了分化，轻清的气上浮为天，重浊的气下沉为地，这就是天地之始。轻清的气就是阳气，重浊的气就是阴气。于是，冲气就是一，阴阳是二，二生三就是说，有了阴阳，很多的东西就生出来了。

而王东岳先生 按照字面理解，则将其理解为：““道生一”，是指道派生了天地这两样东西都没有出现以前的某种状态。所谓“一生二”，是这个原始混沌状态随后派生了天和地这两样东西。所谓“二生三”，是天和地这两样东西，接着派生了动物、植物和人类。所谓“三生万物”，就是动物、植物和人类，最后派生了天下万物。”【注意，此处仅是阐述基于字面意思的浅层解释，这里还未涉及到“递弱代偿”理论。】

综上可见，既往基于字面意思来理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都会非常笼统、定性的阐述“自然演化过程”，这肯定是与我们今天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脱钩的，这也根本不可能说清具体的“自然演化过程”！

而且要知道，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根本指向的是“自然演化过程”，只是因为他当年获取的信息量太少，以及对“道”本身的理解不够，这才使得他用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来表述“自然演化过程”。

所以，要真正理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核心并不在《道德经》文本中去寻找答案，而是回到追寻“自然演化过程”的本身 ，如此才能极为深刻的认识、理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系统阐述“道”指向的是“递弱代偿理论”、“外在生存结构论”、“群团化分工论” ，这就为具体说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步骤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应的基于“物演思想”和现代科学的大信息量对应的“自然演化过程”。

基于三个基础理论，以下可作为一个详尽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详尽的“自然演化过程”。

那么，具体“自然演化过程”究竟是如何的？下文继续

“物演通论高阶研修”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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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教：明朝的两大派“全真道”和“正一道”，你都了解多少？

自元代中、后期以来，道教便逐渐归流为以符箓为主的正一道和以内丹修炼为主的全真道两大派。进入明代，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七年（1374）在《御制玄教斋醮仪文序》中说：“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正式设立道录司总理全国道教，将道教分为正一、全真两种来加以管理，两派道士的度牒和职衔均不相同。这样，道教派别正式由官方划为正一道和全真道两大派，从而决定了社会上人们对于道教派别的一般概念。尽管从道教本身来看，由于其传承、宫观等等的不同而区分为许多派别，即使正一道、全真道两大派的教义教制已互相混融，但人们还是视道教为全真道和正一道两大派。这样的观念持续至今。

（1）全真道的自守内炼

全真道在元代受统治者的重视，在政治上享有极高的地位，发展也极为迅猛。然则，随着元王朝的覆灭、全真道本身的蜕变，入明以后，几乎销声匿迹，其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不仅在明中叶以前其道士荣贵者甚少，且终明之世也寂然无闻。

明朝皇帝从朱元璋起，对全真道即不太重视。在朱元璋看来，全真道唯修一己性命的教旨，并不适合自己从政治上利用道教的政策，他说：“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一语即道出全真道不能满足其敦人伦，厚风俗，以鬼神暗助王纲的需要。再者，全真道是起于北方的道派，与元代统治者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也可能是明代统治者与全真道关系疏远的原因。

明代全真道士中，得到明统治者优遇、推崇的有以隐而名愈著的武当道士张三丰。有关张三丰的种种传说非常多，不仅其生辰时日、籍贯和行踪神秘莫测，甚至连他的长相也无人知晓。

由此来看，张三丰是一个内炼有成的全真道士，然其身世出处皆不可详考。据《明史》、《名山藏》、《明史稿》以及李西月《三丰全集》等，至洪武初时，张三丰已有120岁。其传承，从其隐逸风范来看，大约与陈抟确有渊源关系。

从明初起，张三丰便受到明皇室的钦重，他的出名，可说与明室的访求及其隐仙风范有关。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下诏征求张三丰入朝，不赴。于是，又下诏命张三丰弟子沈万三、丘玄清恭请张三丰，亦未获。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祖故闻其名，洪武二十四年遣使觅之不得”。明成祖更是多次派人寻访，表现出对张三丰的渴求、景仰。永乐五年（1407），遣给事中胡偕内侍朱祥赍玺书香币访求，“遍历荒徼，积数年不遇”。

成祖在给张三丰的御书中说：“朕久仰真仙，谒思亲承仪范”，“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永乐十年（1412），敕命正一道士孙碧云于武当山建宫住持，预候张三丰。永乐十四年（1416），敕命安车迎请张三丰，亦不得。于是，乃命工部侍郎郭璡、隆平侯张信督丁30余万人，营造武当山宫观，供奉玄天上帝，所费银以百万计。宫观落成后，赐武当山名“太和太岳山”，这竟使张三丰“此山异日必大兴”之预言应验。即使如此，太祖、成祖多次征召张三丰未果，但此后的明代诸帝都对他表示了无限的钦崇。英宗天顺三年（1459），诏封张三丰为“通微显化大真人”。

成化二十二年（1486），明宪宗诰封张三丰为“韬光尚志真仙”。嘉靖四十二年（1563），明世宗封张三丰为“清虚元妙真君”，从这个封号来看，大概至此时，明皇帝们才相信张三丰已不在人世而升入仙界。直到天启三年（1623），明熹宗还以张三丰降临乩坛示以鸾语，封张三丰为“飞龙显化宏仁济世真君”。张三丰虽然未入朝做官，却受到了明朝诸帝的屡次诏封，声名大著。张三丰的弟子丘玄清（1327—1393），也获得了明统治者的宠遇。

据《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载：丘玄清于洪武初因张三丰被荐为武当山五龙宫住持，有司又以贤才荐为御史，后转太常卿，封三代。“每遇大祀天地，上宿斋宫，咨以雨旸之事，奏对有验。暇则凝神默坐。”又说：“上以二宫人赐之，邱度不能辞，遂自宫。今观其遗像，真俨然一妪也。”并说京师之“燕九节”，就是因为此日是丘玄清自阉之日，故名“阉九”（农历正月十九日），转为“燕九”，为京师一大节日。“然京师是日不但游人塞途，而四方全真道人，不期而集者不下数万……中贵人多以是日散钱施斋。”从此记载可以看出，丘玄清虽身居高位，但仍保持了全真道最初的清净自守之风。

此外，在嘉靖朝时，崂山全真道士孙玄清因求雨有验，世宗赐号为“护国天师左赞教主紫阳真人”。

全真道本身在明代的发展，有以张三丰为祖师的系别，据北京白云观《诸真宗派总簿》所列，有王屋山邋遢派、自然派、三丰派、三丰祖师日新派、三丰祖师蓬莱派、松塔派等。另外，全真道北七真门下所形成的各门派于明初中叶罕见有影响的高道出现，受皇帝征召，赐号封官者更少，最有势力的乃是丘处机所传的龙门派。据清初王常月《钵鉴》记述，形成于元明间的“龙门律宗”，以戒律密传。活动于元代的是第一代律师赵道坚和第二代律师张德纯。第三代律师陈通微、第四代律师周玄朴、第五代律师张静定和沈静圆、第六代律师赵真嵩，他们皆活动于明代。总之，龙门律宗虽然传嗣不绝，然道派传衍不广，道德声望不高，未受到明王朝及上层的重视。其余的全真嫡派更为凋零。

全真道在明代的发展，以武当山全真道最为活跃。武当山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南北道教交汇之地，所传道派既有全真道，也有清微、神霄、正一诸派，各派都信奉真武玄天大帝。各道派间相互交融的程度也相当深，全真派道士也兼行清微、神霄雷法，也会打醮设斋，而符箓派道士也吸收全真道的内炼之学。在元代，各派的基本职责是为元室进行“告天祝祷”、“建醮祈雨”。进入明代，由于全真道隐仙张三丰受明皇帝的钦慕及成祖奉祀玄天上帝，大修武当山宫观，这就为武当山全真派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如成祖于永乐十一年（1413）十月颁布圣旨，曰：“大岳太和山各宫观有修炼之士，怡神葆真，抱一守素，外远身形，屏绝人事，习静之功，顷刻无间。一应往来浮浪之人，并不许生事喧聒，扰其静功，妨其办道，违者治以重罪。有至诚之士，慕蹑玄关，思超凡质，实心参真问道者，不在禁例。若道士有不务本教，生事害群，伤坏祖风者，轻则即时谴责逐出下山，重则具奏来闻，治以重罪。”

为武当山全真道士的潜心修道提供了极为良好的条件。而此时的武当全真道士也确实具有该派创立初期的纯朴之风，不慕荣华，即使身居高位，并受到统治者的优待，也能洁身自好。据《太岳太和山志》等史书载，当时隐栖苦修，炼养有素的全真道士相当多。例如：张三丰弟子，人称太和四仙的卢秋云、周真得、刘古泉、杨善澄，得其师清静守中之秘，同时静炼，四人皆证果。其他如周自然、王宗道、单道安等，修道也颇有成绩。总之，这一切都为全真道以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明初至中叶，全真道士们著述不辍。如张三丰曾撰《大道论》、《玄机直指》、《道言浅说》、《玄要篇》等，后由清代李西月辑成《张三丰全集》八卷。而存于《正统道藏》中的有何道全、王道渊二人的著述，他们皆为元、明间人。何道全有《随机应化录》以及《般若心经注》传世，王道渊有《还真集》、《道玄集》、《崔公入药镜注释》、《黄帝阴符经夹颂解说》、《黄帝阴符经注》、《青天歌注释》。他们三人的思想观点，都有时代的共同特征，主张道、儒、释三教同源一致，而又各有自己的特色。

张三丰丹道理论的特点在于：首先，特别强调道、儒、释三教归一，竭力和会儒学，具有浓厚的理学气味。他在《大道论》中说：“穷性命之真，发圣贤仙佛之理，本本原原，如疏如注，有为无为之序，内药外药之分，养胎脱胎之妙。”又说：“世人多以异端目之，夫黄老所传，亦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之理也。”人遵行其道，则“真精真神聚其中，大才大德出其中”。他的内丹丹法，基本上属于北宗先性后命、性命双修一路。然而，他又有主张阴阳双修的论述，故其后学有清修与双修两派。

所谓清修，即谓人之一身，自具太极阴阳，一人独修即可结丹，故须绝对禁欲。所谓双修，即指阴阳（男、女）同修。主张此法的丹家认为，阴阳在人表现为有男有女，人由男女交合而生，故要修炼结丹，必须通过男女交合。其方法大致有二：一种是体交而精不泄，采取对方之气；一种是隔体神交，即心交形不交，情交貌不交，气交身不交，神交体不交。另外，张三丰内丹丹法还有一个独特的睡功，称为“蛰龙法”。

何道全（1319—1399），号无垢子，浙江四明人。他也主张道、儒、释三教同源，在回答他人问道时，往往是引证三教经典作答，而尤多引证佛学。故其在三教归一论上，多以融汇佛学为其特点。在丹法上，其主张颇近全真道初旨，强调修外行，从修性入手，以性兼命的顿法。认为内炼成仙，超脱生死，应以明心见性为核心，也注重坐圜内修与在境物上磨练心地相结合。

王道渊（生卒年不详），号混然子，南昌修江人。他虽也主张道、儒、释三教同源说，然特别强调“惩忿窒欲”，并以此作为三教的契结点。其丹法理论是在南宗内丹学的基础上，融摄北宗之学，对内丹理论的核心——性命问题有独到见解。在修炼法则上，融合南北二宗之传，大体以持戒收心、惩忿窒欲为入门之要。从修命着眼，将内炼之秘总结为鼎器、药物、火候三要。

此外，明代中叶还有一本名叫《真诠》的道经，不知作者为谁，为嘉靖朝全真道龙门派道士阳道生所传。该书引证诸家之说，阐修炼之道大略分为“忘精神而超养生之道”和“见精神而久生之道”。视前者为修性兼命的“上品丹法”，后者为循序炼化精气神、性命双修之内丹。简言之，《真诠》从总结汉魏以来道教炼养之学的角度，分道士之修炼为顿、渐两途，对渐法之炼化精炁要诀论述颇为切实，体现了明代道教炼养学的更加成熟。

全真道在明代虽未得到统治者的信任，然而它对于道教本身的影响却是深入而持久的。不但许多正一派的有道之士都深受全真道的影响，即使是那些获得明统治者青睐的正一道高道，都兼承全真道北宗之传，如刘渊然、邵以正师徒。第43代天师张宇初也深受全真道影响，撰文对全真道教风予以弘扬推广。

（2）正一道的斋醮祈禳

由于朱元璋对道教两大派采取的是扬正一而抑全真的态度，这样，正一道在明初至中叶以前取得过很高的政治地位。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正一道是“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虽孔子之教明，国家之法严，旌有德而责不善，则尚有不听者。纵有听者，行不合理又多少？其释、道两家，绝无绳愆纠谬之为，世人从而不异者甚广。官民之家，若有丧事，非僧、非道难以殡送”。就是说，在朱元璋看来，以斋醮祈禳为职事，擅长于符箓法术的正一道，更符合明王朝利用道教为其政治服务的需要，也更符合汉民族的风俗人情习惯。就前所述明中叶以前明朝各皇帝对道教的尊崇来看，也偏爱于斋醮法术，所宠信的道士，绝大多数都是正一道道徒，受到皇帝宠信的为数极少的全真道道士，差不多亦以祈禳之术获宠。

明王朝建立时，正一道最高首领是第42代天师张正常。 张正常（？—1378），字仲经，号冲虚子。他早在1361年朱元璋攻克南昌时，就以“天运有归”之符命而受到朱元璋的褒奖。1365、1366年，两次入觐，“宠赐特至”。南京士庶求符者之众，日以千百。诏命其传太上、延禧诸阶法箓。当其还山时，赐织文金衣，给驿卷。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皇帝位，张正常入朝贺礼，太祖说：“夫天岂有师”，革去元代统治者为正一道首领所封“天师”号，改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领道教事，赐银印，秩视二品，又在其下设“赞教”、“掌书”等官阶。

当张正常还山时，太祖对他说：“卿乃祖天师，有功于国，所以家世与孔子并传，以迄于今。卿宜体之，以清静无为，辅予至治，则予汝嘉！”可见，朱元璋一方面向其传达了自己将利用传统道教来辅政的决心，另一方面又告知张正常，只要你带领正一道道徒服从我的统治，为大明江山永固尽力，那么，正一道是可以获得殊荣的。否则，就适得其反。充分表明了朱元璋对其既尊崇又抑制的双重政策。洪武二年（1369），特诏入朝，命其主持醮事，焚香上章天帝。

洪武三年（1370），敕吏部改赠其父第39代天师张嗣成为“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赠其母胡氏为“恭顺慈惠淑静玄君”。并向其询问鬼神情状，给掌天下道教银印。洪武五年（1372），御制制诰，命其“掌天下道教事”。正一天师从此由道教一派之首领而升格为整个道教的统领，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崇高地位。洪武十年（1377）夏，奉诏代祀嵩山，分遣重臣及张正常弟子代祀诸岳，赐宴赐衣，并御制《历代天师赞》示之。

继张正常嗣教的是第43代天师张宇初。 张宇初（1361—1410），字子璿，号耆山，历明太祖与成祖两朝。洪武十二年（1379），制授“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领道教事，诏赴京，赐法衣金币，给驿还山。洪武十六年（1383），奉命建玉箓大斋于紫金山。洪武十八年（1385）夏，受命祷雨于神乐观。洪武二十三年（1390），奏请重建龙虎山大上清宫，赐准。洪武二十四年（1391），入觐，赐正一玄坛铜章，视六品。永乐元年（1403），成祖即位，张宇初入朝贺礼，成祖给予的宠遇更隆。先赐钱修葺大上清宫，又命陪祀天坛。永乐四年（1406），诏命编修道教书以进，此为明代道藏编辑工作之肇始。永乐五年（1407），受命于朝天宫主建玉箓大斋，以荐拔超度亡灵。永乐六年（1408），命传延禧法箓，建延禧大斋五坛，厚赐上方珍物，给驿卷还山。

继张宇初嗣教的是第44代天师张宇清。 张宇清（1364—1427），字彦玑，别号西壁，宇初之弟。永乐十年（1412），成祖诏见，制授“正一嗣教清虚冲素光祖演道大真人”，领道教事，命设醮于朝天宫。永乐十一年（1413），诏修大上清宫，敕建真懿观。永乐十五年（1417），诏往福建灵济宫修祈谢金箓大斋，有金币之赐。永乐十六年（1418），召入京，赐冠服、白金百镒，命祠玄武金像于武当山。又命治浙江潮患。永乐十八年（1420），召见，命率道士修玉箓大斋，又建普度醮于京中灵济宫。永乐十九年（1421），命建星辰坛，保安醮，及祈谢大斋，赐赏有加。仁宗即位后，奉诏建荐扬大斋，有法印法服之赐。宣宗即位，加封为“清虚冲素光祖演道崇谦守静洞玄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宣德二年（1427），入觐，命有司蠲其仆从丁役。

继张宇清嗣教的是第45代天师张子开。 张子开（1380—1445），字懋丞，又字文升，号澹然，又号九阳。宣德二年（1427）嗣教。宣德三年（1428）入朝，奉命建延禧醮于大内，赐宝冠剑佩等，诰封为“正一嗣教崇修至道葆素演法大真人”，领道教事。宣德四年（1429），入朝贺皇寿，设醮坛于宫中。宣宗召见之，懋丞奏举龙虎山高道操克弘等四人充任道录，从之。又建吉祥斋祠旸，并陪祀太庙。宣德六年（1431），入贺，献星辰坛醮于大内。宣德八年（1433），入觐，用符治愈皇太子疾，获牒度道士百人，钞五千贯、白金五十两。英宗即位，入朝献醮贺礼，获金币之赐。正统三年（1438）、正统五年（1440）、正统七年（1442）、正统八年（1443）都入朝贺礼献醮，皆获赏赐，并得牒度道士500人。

继张子开嗣教的是第46代天师张元吉。 张元吉（1435—？），字孟阳，别号太和。正统十年（1445），入朝，诰授“正一嗣教冲虚守素绍祖崇法真人”，领道教事。正统十一年（1446），英宗召见，命书赵天君符，获赐冠服圭佩金币等，诰赠其父母真人、玄君号。正统十四年（1449）夏，召入问对，命建祈晴醮于朝天宫。代宗即位，召入顾问者再，命建保镇国祚醮于大德观，并降敕褒奖。景泰二年（1451），获道士度牒一千。景泰三年（1452）冬，命于内殿设醮，获赐宴。景泰四年（1453），命分献风云雷雨醮于朝天宫。景泰五年（1454），入朝，乞给道童410人度牒，获准。

景泰六年（1455）春，召见于文华殿，问雷法之秘，命作符，帝心大悦，赞其曰：“神明之胄，代不乏人，可谓善继矣。”命建金箓、黄箓二大斋于灵济宫。诰封“正一嗣教绍祖崇法安恬乐静玄同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有玉冠圭佩衣履宝剑之赐，遣中使护送还山。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位，张元吉入朝贺礼，命建祈谢醮于内庭。颁敕申禁伪出符箓及族属欺凌者。天顺三年（1459），入觐，命传太上、延禧诸秘箓。天顺四年（1460），命陪祀天坛，问对称旨，加封其母高氏为太玄君。天顺五年（1461），召入京行醮于大内玄天祠，又命于承天门建祈谢禳荧醮，获赐冠服剑器，且同行弟子也获赏赐。

天顺七年（1463），获道童度牒一百五十。天顺八年（1464），入朝，命书符劾治御座影响之怪，又进符水治英宗脚痛，设醮禳治奉天殿空中怪声。加封为“正一嗣教体玄悟法渊默静虚阐道弘化妙应大真人”，其母为“慈和端惠贞淑太玄君”。宪宗继位，入朝贺礼，获宴赐。成化二年（1466）正月，命分献雷雨坛，建升真醮于大德观，敕申禁族属侵犯及诸人伪造符箓，授赞教、掌书等道官助理教事。

成化三年（1467）秋，入朝，召见于大善殿，命以祖传印剑进览，给正一嗣教大真人府金印，又加赐玉印一颗，赐御书“大真人府”额，加封为“正一嗣教体玄崇默悟法通真阐道弘化辅德佑圣妙应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并赐蟒衣玉带，冠履剑器圭佩等，史称“宠赉独盛，朝野荣之”。后来，张元吉因种种恶行被有司上奏，最终仅以杖发充军，不久即获释，谪为庶人了事。

继张元吉嗣教的是第47代天师张玄庆。 张玄庆（？—1509），字天赐，别号贞一，又号七一丈人。成化十三年（1477），入觐，宪宗降旨要其聘成国公朱仪之女为妻，次年诏赴南畿完婚，诰授“正一嗣教保和养素继祖守道大真人”，领道教事，并有蟒衣玉带之赐。成化二十年（1484），赐敕谕：申禁诸人伪造私出符箓及偷盗放生。成化二十一年（1485），特敕江西守臣重建天师宅第大真人府，命降香大华盖山和铁柱宫。成化二十二年（1486），入觐，命设醮于钦安殿，获玉带金币之赐。明孝宗即位，张玄庆入朝贺礼。

弘治三年（1490），雷击谨身殿，命玄庆建祈谢醮，又命设醮祈皇嗣，次年太子出生，获玉带金冠蟒衣银币之赐。弘治九年（1496），命建保民大醮于大上清宫。弘治十一年（1498）冬，应诏祈雪于朝天宫。弘治十二年（1499），命传太上、延禧秘箓，获赐牙刻印记二函并金币。弘治十四年（1501），诏携嗣子入朝，并应许其乞嗣子致仕之请，赐嗣子衣带。弘治十五年（1502），奉诏礼长陵，归，授致仕敕书。又令赍香赴天目、华盖、武当、鹤鸣等山斋香。弘治十八年（1505），孝宗降御书褒问，并敕命赍御前香烛，游武当、鹤鸣、葛仙三山降香礼神。

继张玄庆嗣教的是第48代天师张彦。 张彦（1480—1550），字士瞻，别号湛然。弘治十四年（1501），随父张玄庆入朝，诰授“正一嗣教致虚冲静承先弘化真人”，掌天下道教事。武宗即位，入朝贺礼，奏对称旨。正德三年（1508），颁给部牒，准度道士。正德五年（1510），上疏请重修大上清宫，敕遣内官监太监李文会同江西镇巡等官督造。正德七年（1512），召见，命陪祀泰坛，有蟒衣玉带之赐。世宗即位，入朝贺礼，召对问答，以清心寡欲对之，请太上诸秘、延禧箓文以进。

嘉靖二年（1523），诏聘安远侯柳文之女为其继室，敕留都内外守备官陪往娶亲。并赐诰加封为“正一嗣教怀玄抱真养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虚冲虚冲静承先弘化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敕授上清宫道士数人为掌书等官，以佐理大真人。敕往祷于武当山。嘉靖五年（1526），奏请差官修造天师府第，世宗准奏，敕遣内官监左少监吴猷会同江西巡抚重建大真人府，增造敕书阁以藏累朝敕书诰命，于阁东建万法宗坛奉上帝列真，阁西建天师家庙祀历代天师，赐以“掌法仙卿”银印、牙刻“宗传”之印及铜铸神像，并诏户部查明上清宫田产被侵真情，降敕禁护。

嘉靖七年（1528），入觐，命陪祀星辰坛。嘉靖十年（1531）、十六年（1537）两次入觐迟到，世宗问及原因，告知驿传艰阻，世宗为此下诏追究戒饬违慢有司。嘉靖十七年（1538），命建金箓大斋于大内皇坛，又诏往齐云山建报谢祷禳大醮。嘉靖十八年（1539），张彦得子，世宗特降御书金币为贺，谕暂免入朝，以守护嗣子。嘉靖二十年（1541），诰赠其嫡母、生母及继妻元君号，给道士度牒五百，特敕江西巡抚、都御史，严禁抚州奸民伪出符箓。嘉靖二十八年（1549），诏携嗣子入觐，命录历代天师名讳进览，赐嗣子名永绪及蟒衣玉带金币。

继张彦嗣教的是第49代天师张永绪。 张永绪（1539—1565），字永承，别号三阳。嘉靖二十八年（1549），诰授“正一嗣教守玄养素遵范崇道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诏聘定国公徐延德之女为妻。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觐，获赐伯爵朝祭常服。嘉靖三十二年（1553），奉诏成婚。嘉靖三十四年（1555），奉敕改建正一、静应、祥府三观。嘉靖三十七年（1558），入觐，召入对，并命建保安大醮于朝天宫，获赐蟒衣玉带。嘉靖四十三年（1564），入觐。次年（1565）又召见，与徐阶等七大臣宴坐便殿，敕命以张永绪为首席。又命设醮于内庭，又命主春祈祀典。

从上所述可见，正一道首领在明朝受到了统治者优渥的待遇，不仅代代袭封大真人号，掌管天下道教，而且国家的祈祀大典也由其主持，增官晋爵，修建宫观府第，皇帝还亲自为其选择婚配、赐名。总之，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可谓荣贵无比。然而，与其贵盛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正一道首领中依恃皇恩胡作非为，以行贿取宠、贪求富贵者也颇有其人。例如：张宇初“建文时，坐不法，夺印诰。成祖即位，复之”。张元吉“素凶顽，至僭用乘舆器服，擅易制书。夺良家子女，逼取人财物。家置狱，前后杀四十余人，有一家三人者”。张彦“知天子好神仙，遣其徒十余人乘传诣云南、四川采取遗经、古器进上方，且以蟒衣玉带遗镇守中贵，为云南巡抚欧阳重所劾，不问”。

除正一道首领外，受到明皇室重用、宠待，荣贵可比天师者，尚有其人，最著名者为经太、成、仁、宣四朝的刘渊然及世宗朝的邵元节和陶仲文。邵、陶二人在前已作介绍，在这里介绍刘渊然。刘渊然（1351—1432），赣县人，从小出家为祥符宫道士，为元明间著名道士赵宜真弟子，得清微、全真二派之传。以能呼召风雷名闻于世，《净明宗教录》尊其为净明道第六代嗣师。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召见，试其道术，赐号高道，命馆于朝天宫。永乐间，随成祖朱棣至北京，升左正一，奉敕建金箓大斋七昼夜。公卿士大夫多乐与其交往，后因忤权贵，被谪置龙虎山，又移至云南，居龙泉观三年。被仁宗召回，命居洞阳观，给二品印诰，与正一真人相当，赐号“长春真人”。宣德初，又进号为大真人。

刘渊然于道教在云南的发展有功，他命徒阐道云南，且奏请设立大理、云南、金齿三道纪司。告老后居南京朝天宫，并荐其徒邵以正（？—1462），召为道箓司左玄义，英宗正统间升为左正一，领京师道教事。代宗景泰间，赐号“悟元养素凝神冲默阐微振法通妙真人”。英宗天顺三年（1459），命其列二品班末。《明史》对刘渊然、邵以正有很高的评价：刘渊然“有道术，为人清静自守，故为累朝所礼”。邵以正“廉静谦谨，礼度雍容，缙绅咸重之”。

这一时期的正一道，虽然极为贵盛，然而在道教的教理教义方面，却没有什么发展，故《明史·张正常传》说：“张氏自正常以来，无他神异，专恃符箓，祈雨驱鬼，间有小验。”正一道士们最大的成绩是编修了一部道藏，但从整体来看，水平不是很高，然却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就天师来看，能文者不多，著述无几。第42代天师张正常著有《汉天师世家》1卷，由当时著名文学士人宋濂为之作序。第44代天师宇清著有《西壁文集》，已亡佚。第43代天师张宇初为历代天师中的佼佼者，博学能文，著述最多，有《道门十规》1卷、《岘泉集》12卷、《度人经通义》4卷、《龙虎山志》10卷。除天师而外，道士著述尤以赵宜真于道教教理教义多有所发明，著有《原阳子法语》、《仙传外科秘方》和《灵宝归空诀》传世。

张宇初思想的基本特点在于：申明道统源流，强调道门以老子为宗源，主张清静无为，对道教传统经书持全面肯定态度。

他在《道门十规》中说：“自秦汉以来，方士竞出，若文成武利之以金石草木，徒杀身取祸，遂世称方术矣。外而施之，则有祷襘祠祝之事，自寇、杜、葛、陆之徒，其说方盛。由后之师匠增损夸诞，奔竞声利，而世曰异端矣。然二者，太上之初，所未彰显，后之不究其本，不探其源者，流而忘返，眩异失同，则去太上立教之本，虚无清静无为不言之妙日远矣。凡习吾道者，必根据经书，探索源流，务归于正，勿为邪说淫辞之所汩。”

又说：“若元始说经，当以《度人上品》为诸经之首；灵宝说经，当以《定观》、《内观》为要；太上立教，当以《道德》、《日用》（按：即《太上老君日用妙经》）为规。内而修己，则《虚皇四十九章经》、《洞古》、《大通》、《生天》、《清静》诸经最为捷要；外而济世度幽，则《黄帝阴符经》、《玉枢》、《北斗》、《消灾》、《救苦》、《五厨》、《生神》诸经，《玉枢》、《朝天》、《九幽》诸忏，是皆入道之梯航，修真之蹊径。”

张宇初力图通过各方面的举措来整治当时已出现的不良之风，其《道门十规》的实质就在于针对道教教团的种种不良风气，以提倡初期全真派的清静纯朴之风，要求道士们应以内炼为本，性命双修。他说：“近世以禅为性宗，道为命宗，全真为性命双修，正一则惟习科教。孰知学道之本，非性命二事而何？虽科教之设，亦惟性命之学而已。”强调道教各派教徒皆应遵循全真道性命双修之道，竭力将内炼与外用、内丹与符箓统为一体，深化符箓道术，强调外用作法的关键在于自身的一点灵明，而不在于符箓咒诀之形式。他说：“一炁一诀，皆出身中妙用，非徒纸上之文。”

还特别规诫道士不得于传统道术斋法之外，行圆光附体、降将扶乩、扶鸾照水等“诸项邪说”，“凡行符水之士，务以利济存心，以丹砂药术兼济，不得妄受资财，反与鬼神构怨，以至法术不验”。张宇初的思想还明显地带有融合道、儒、释三教，并极力向儒学靠拢的特色，他还特别于《道门十规》中规定道士“凡系本宗科典经书，斋醮道法，词意榜语，必当贯熟赅通，潜心究竟，出处语默，修习为常。行有余力，若儒之性理，释之禅宗，更能融通一贯，犹为上士”。这就是说，作为道教徒，不仅要弄通、掌握本宗的经书典籍，还应博学多览，精通儒、佛二学，并使三者融会贯通，才是一个真正的有道之士。

赵宜真（？—1382），号原阳子，江西福安人，其父原为福安县令。从小通经史，因在省试途中患病，遂断仕途之念而入道。主要活动于元明间。起初师事清微派传人曾贵宽，后又师事吉州泰宇观全真道士张天全，得丘长春北派之传。又拜李玄一为师，修白玉蟾真人南宗之学，并精通医药和“正一天心雷法”之术。《净明宗教录》卷七称他还从曾真人受净明忠孝道法，“间有阙文，悉加订证，参考尽详。……时净明之道久湮不行，今复大显于世，实真人振起之力也，由是净明学者尊之为嗣师云”。可见，赵宜真兼全真、清微、净明诸派于一身，尤被清微、净明两派尊为嗣师。

他对道门贡献颇大，张宇初在《岘泉集》卷四《赵原阳传》中，称其“凡道门旨奥，皆缀辑成书”。赵宜真思想的特点在于：糅合内丹与雷法为一体。在内丹方面，其说大略与全真之说一致。他说：“自性法身，本来具足，不假于外，自然之真。其进修之功，则摄情归性，摄性还元。有为之为，出于无为，无证之证，所以实证。”其雷法重内炼为外用符箓灵验之本，强调行持作法要与“天心”相合，不注重仪式上的繁文缛节。他说：“清微祈祷本无祭坛……所谓天地大天地，人身小天地。我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我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清微祈祷之妙，造化在吾身中，而不在乎登坛作用之繁琐也。”

明代初至中叶，正一道士们还编制了一些斋醮仪范方面的书，其中最重要的是朱元璋敕礼部选道士宋宗真、赵允中、傅同虚、邓仲修、周玄真等编撰的《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一卷。该书根据传统斋醮仪范，去繁就简，确为定规。其内容以突出忠孝为根本。书成后，朱元璋亲为作序，命颁行全国，立为定制。此外，这一时期的斋仪书，有《诸师圣诞冲举酌献仪》、《洪恩灵济真君自然行道仪》、《洪恩灵济真君愿文》、《伏魔经坛谢恩醮仪》等。还有一部很重要的符箓道法汇编《道法会元》268卷，是道法著述中卷帙最为浩巨者，内容多为宋、元所流传的清微、神霄等新符箓道法，是研究宋、元符箓道教的重要文献。其中，有许多篇章的序、跋都为赵宜真所撰。

综上所述，明代统治者在建国初期，鉴于元明之际下层群众不断利用民间宗教进行起义和道教在元末发展较滥等情况，吸取历代的统治经验，在对道教崇奉和利用的同时，又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管理道教的各种规章制度，加强了对道教的管理与约束。道教在明初的发展还是比较正常的，但随着明统治者对道教信仰及方术的迷恋，各种规章制度逐渐被破坏，到嘉靖朝时，几乎成了一种摆设。就道教内部情况而言，由于明统治者重视传统道教发展而成的符箓派正一道，使正一道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在明中叶时达到其贵盛的顶端，不少道徒被朝廷委以重要官职，出入宫廷，参与朝政，声势显赫，其地位之高、权势之重，为历代所罕见。

然而，正一道虽受统治者扶植，贵盛无比，但素质并不很高，在教理教义方面并无建树，埋下了衰颓的种子。此时期的全真道，因不受朝廷的重视而失去在元代的声势，几乎寂然无闻，许多全真道士安于寂寞，恪守本分，具有全真道初期的纯朴之风，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全真道虽然没有参与明代宫廷政治，但它的影响，特别对于道教教理教义的影响，却是深入而持久的。从总体上看，道教仍向着各派融合的路子走，而且差别日渐缩小，各教派之间已无严格的宗派隔阂，互相间交融的倾向却日趋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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