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命理 从上古到唐宋明，中国历代汉服的繁荣与辉煌

从上古到唐宋明，中国历代汉服的繁荣与辉煌

从汉服起源之始，中国古代先民即已将敬天礼佛的精神信仰，天人合一的生命观，以及种种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积淀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筑成了中国汉服文化的丰富内涵。汉服服饰璀璨华美、丰富多彩，更代表了中华民族华丽、优雅、博大的气质。

“汉服”顾名思义，就是汉人的民族服装，人们常称为古代汉服（从三皇五帝到明末）。除御寒蔽体外，汉服也是中华悠久文化的一部分。广袖翩翩，古风悠悠，汉服裁剪简单，每个部件都蕴含着敬天、重德的理念。现在的人不穿了，甚至不知道它，十分可惜。

追溯起汉服起源，据古籍史书中记载，远在三皇五帝时期，先民们以鸟兽毛皮为衣，进而用麻作布。后来黄帝的正妃嫘祖植桑养蚕，教导人民织布做衣。因此，黄帝时代服饰制度日渐形成。

圣人曰：“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人一朝民，一朝文化，一朝服饰。”

中国古代服饰随着改朝换代而发生变化，不同的朝代反映出不同的文化，从中更体现出不同时期人类被赋予的智慧。

上古时期

在三千七百年前的殷商时期，麻、葛、毛、丝的织造技术已非常发达。服装形制为“上衣下裳”，在衣襟、袖口的地方都有精细的刺绣滚边，腰间束一条宽腰带，腰下还佩有一块上狭下宽的饰物——蔽膝。

礼服上衣多用正色，下裳多用间色。富贵人家大多使用绢、罗、锦、纱、绦等制衣。平民百姓大多穿麻衣，在衣领、衣袖等部位通常镶以厚实的边缘。民间女子所穿服装与男子大致相同。

夏商之后，冠服制度逐步建立。西周礼制度形成，服饰纳入礼制的体系，成为表现礼仪文化的方式之一，冠服制度应运而生。从此，上自天子，下及百姓，穿衣戴帽各守各的规矩，都依照场合与身份穿着服饰。因为身份不同，衣服的颜色、样式都是不同的。

在中国服制中，祭服是最为贵重的一种服饰，专用于各类祭祀活动。例如：天子在最隆重的祭祀典礼上，要穿戴级别最高的十二章纹冕服、头戴冕冠、足衣为赤舄。；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又出现了一种服装，即上衣和下裳合并为一件长衣，因为被体深邃，称为“深衣”。深衣的特点为：交领右衽，衣长至踝，并使身体深藏不露，雍容典雅。深衣的样式，在领、袖、襟、裾等部位，通常镶以锦边。春秋时代的深衣，大多以本色细麻布为之；战国以后，多用彩帛制作。深衣用途广泛，不分男女尊卑都可以穿，在当时非常流行。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也统一了制度，包括衣冠服制。服装样式基本沿袭战国时期。

汉代社会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促使生活富足，穿衣的风气也走向华丽。汉代男子的服装样式大致分为直裾深衣和曲裾深衣两种。此外，还有袍服。汉代袍服以袒领为主，大多裁成鸡心领，穿时露出里衣，大袖收口为多，自肩部直筒垂至脚踝的长袍，是当时最典型的穿着。领口、袖口都有精美的滚边。

汉代女服仍袭古仪，以深衣为尚。除了领口、袖口镶边，同时还有许多搭配的饰品。例如：皇后祭祖所穿的礼服，除了领、袖以及裙摆都有华丽的镶边，并佩有大绶、小绶以及玉珮作为装饰。

汉代着丝袍女陶俑。

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老庄、佛道思想成为时尚，“魏晋风度”也表现在当时的服饰文化中。“褒衣博带”是此时期的流行服饰，追求自然随性而轻松的穿着。现实生活，半是铁血狼烟，半是郁郁人文，也算是那时的风格吧！

晋武帝司马炎画像，唐阎立本绘《历代帝王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男子的服装主要是衫，分单、夹两种，袖口宽敞。有些人还喜欢衫领敞开，袒露着胸怀，有种道骨仙风的感觉。

女子服饰则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领袖镶以织锦边缘。下身多穿条纹间色裙，腰系帛带。饰带层层叠叠，显得优雅、飘逸。

北魏前期，屏风漆画《列女古贤图》局部梳十字髻穿杂裾的女子。

北方男子民族服饰中还有“两裆”和“裤褶”。两裆是一种只有胸、背两片的上衣，前裆胸，后裆背，肩部以褡襻连缀，两侧用皮带儿扎结。这种服饰一直到唐、宋以后仍十分流行。裤褶一名起自汉末。汉魏之际，主要在军旅中穿着，后广泛使用于民间，成为普通的便服。

《耕犁图》，魏晋砖画。

长裤在秦、汉以前多用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这种裤子比较紧身，便于骑射。汉代以后中原地区的汉人也穿长裤，南北朝时更加流行。但汉人的裤子比较宽松，尤其是裤腿特别肥大，俗称“大口裤”。和大口裤相配的上衣通常做的比较紧身，叫“褶”，褶和大口裤穿在一起称为“裤褶”。

总体来讲，仍遵循秦、汉旧制。只是当时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影响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衣冠服饰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大规模的迁徙，大批少数民族入居中原，生活习俗渐趋融合，因此胡、汉文化得以相互影响。

唐朝

唐朝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在中国史上，更是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鼎盛朝代，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峰。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和工艺美术等，呈现出全面性登峰造极的气象。气魄宏伟、格调昂扬；雍容华贵、温雅有礼的风貌尽展无遗。

唐朝女子肩披帛巾轻柔、裙摆曳地而行、足蹬凤头丝履，体态轻盈有若天仙般的高雅飘逸。脸部妆容，八字眉、蛾翅眉、阔眉；酒晕妆、两颊斜红或点以淡淡的月牙儿妆；眉间装点花钿等等，美不胜收。

这些唐代妇女形象，在许多书画中都看得见。

周昉《簪花仕女图》局部。

周昉《簪花仕女图》中，唐朝贵妇穿着诃子、大袖衫、拖曳长裙，头发插上摇曳生姿的金步摇及簪花，雍容华贵，举止悠闲；《调琴啜茗图》、张萱《捣练图》（传宋徽宗摹）中的唐朝女子，头上梳起高髻、椎髻或头戴大花冠，着襦裙、肩披帛巾……分别反映唐朝女子日常生活情景与生活情境。

其实古画中穿着诃子、大袖衫、拖曳长裙，多半只流行于宫廷、王公贵族间，并非主流服饰。唐代的女子服饰，大体来看，多半是上下两截式——“襦裙”。襦裙款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至隋代及初唐时期稍有差异。隋唐时期妇女上身穿的襦为小袖式样、下裙则是高系于腋下的“齐胸襦裙”款式；另外，有时也在襦衣外又穿“半臂”的短袖上衣。配以轻薄纱罗制成、印画图纹的披帛，分别披搭在肩上或盘绕于两臂之间，随着手臂摆动而随风飘舞，非常美丽。

宋徽宗摹 唐 张萱《捣练图》，图中女子身着典型唐朝齐胸襦裙。

“红衫窄裹小缬臂，绿袂帖乱细缠腰”，这即是盛唐时期佳丽的典型服装。《捣练图》中，此款搭披帛的女性形象，随处可见；袍、裤一般为男服，带有鲜明的胡风，唐代女子有时候会穿男装、戎衣，别有一番风韵。

相较之下，唐朝男士们的衣着就简单多了。典型的穿着是一件圆领袍衫，头戴襆头。圆领衫，又称为“阑衫”，这种衣服在唐朝很久以前就已出现，只是尚未流行。圆领袍衫虽然在唐朝盛行，但是实际上，在吴越地区以及普通百姓之间，仍以大襟右衽交领汉服为主。

唐人《明皇调马图》卷。

隋唐服饰，从魏晋南北朝以来与各民族的长期文化融合，结合了许多民族的特色，至唐代，又有回纥、吐蕃、南绍等使者带来各地的文化。配饰精美，服饰样式繁多；加以质料考究、染织技术精湛，色彩饱满鲜明，配色华美，五色彰施。大唐服饰，呈现出雍容大方、华丽典雅的气质。

五代时期

五代服饰，基本继承晚唐遗制。《韩熙载夜宴图》（传南唐顾闳中绘）可以看到当时五代时期，文人穿着为交领便服、戴巾子及阑衫；歌伎穿高腰襦裙以及侍女着团花长衫、腰袱、执扇。

五代十国南唐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清吹。

五代男子以袍衫、襆头为主。女子裙已经不像隋唐初时，此时裙的穿法称为“高腰襦裙”，以直领、对襟为多见。

宋朝

宋朝衣冠服饰虽沿袭唐代传统服制，但又独树一帜。当时社会崇尚理学，提倡“存天理，去人欲”；影响所及，在建筑方面，出现了以白墙黑瓦为主的建筑风格，槛枋梁栋皆不施色，保留木料本色；反映在衣冠服饰上，服饰以自然朴雅为主调。

精巧雅致、朴素稳重的“褙子”应运而生。褙子是一种外衣，直领、对襟、长度过膝是其特色。衣袖有宽窄二式，并在左右腋下开衩（也称开契），衩的长度多在两尺以上，在当时是无论贵贱都流行穿着的服饰。

宋朝贵族妇女的礼服是仿周制的大袖衫，是祭祀等重要场合必须穿的礼服，通常配以长裙、霞帔和玉坠子。而一般妇女的服饰，上衣有襦、衫、袄、大袖、半臂、褙子等等，款式多样，冬天穿袄，夏天穿衫。下身仍是穿裙。女裙基本继承晚唐五代遗风，裙子的宽度多在六幅以上。有众多的名目：“石榴裙”、“双蝶裙”、“绣罗裙”、“百叠裙”等等。富贵人家女子还喜欢用郁金香草浸染裙子，穿在身上阵阵飘香，称之为“郁金裙”。腰间用绸带系扎，并有绶环垂下。

《宋宁宗后半身像》（恭圣皇后）。

宋朝翟衣。宋朝贵族妇女礼服，仿自周制大袖衫。是一种祭祀等重要场合必须穿的礼服。

襦裙仍作为妇女的便服，因其式样紧小，便于做事，因而深受妇女的喜爱。衣饰纹样多为自然生动的折枝花以及花鸟纹，其色彩淡雅柔和。

沿袭了大襟交领右衽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样式，头戴襆头。宋朝男子不分尊卑，上至帝王，下至百官，除祭祀典礼、隆重朝会着服冠冕之外，在各种场合都戴襆头，但形制有所变化，从帛巾演变成了一种帽子，成为百官的规定服饰；穿着仍以圆领袍衫为主，并用不同颜色的袍衫来区分官员等级。

宋朝服饰，图中为苏轼像。

另外，男子服饰还有：直裰、襦、裳、鹤氅、袍、衫。一般文人儒生又恢复古代的幅巾，以裹巾为雅，有一种“东坡巾”在当时颇为风行。

宋服色、服饰虽然多沿袭自多姿多采的唐代，但由于宋代文化整体艺术风格，尚简约质朴，服饰韵味淡雅清秀而别具风格。典雅的色调集中体现了宋人的精神文化特质，如所谓“一朝文化，一朝服饰”，唐、宋两朝反映出殊异的文化韵味，正是体现出不同时期人类，所被赋予的智慧。

明代建国伊始即作出废弃蒙元服饰的决定，并根据汉族传统习俗，上采周、汉，下取唐、宋，重新制定冠服制度。其中包括皇帝冕服、常服；后妃礼服、常服；文武百官的朝服、常服及士庶阶层的巾服等等。

这套服制的制定，先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直到洪武二十六年才基本确定。明朝的服饰可说集汉、唐服饰之大成，而又有独创之处，服饰仪态端庄，气度宏美；当今中国戏曲服装的款式纹彩，也多采自明代服饰。

衣服的胸前及背后各缀一方形补子，图为文官一品仙鹤纹。

明代官吏常服穿着机会最多的是官服，由圆领衫、乌纱帽、革带三部分组成。

明代服饰质料种类繁多，刺绣技术发达。织品上常绣出各种动物、植物和其它图案，取其各种吉祥的寓意。

明朝男子的巾帽有多种样式，在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过数十种款式，尤其以“网巾”、“乌纱帽”、“四方平定巾”及“六合一统帽”最为流行。男子服饰仍以袍衫为尚。

戴六合一统帽的明代男子。

“翼善冠”是明朝皇帝、蕃王、亲王、郡王等常服冠戴，其形式只在尺寸和颜色上有所区别；一般庶民则通用网巾、四方平定巾、六合一统帽。

明太祖朱元璋戴翼善冠的画像。

明代官吏朝服、官服，其衣料、服色、补子、花纹用以区别等级外，一般常服，则凭衣身长短、袖子大小长短区别身份。明代官吏常服穿着机会最多的是官服，由团（圆）领衫、乌纱帽、革带三部分组成。衣服的胸前及背后各缀一方形补子，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一至九品，以示区别。

各级官员的补子纹样都有明确规定，如：文官一品用仙鹤，二品用锦鸡，三品用孔雀，四品用云雁，五品用白鹇，六品用鹭鸶，七品用㶉，八品用黄鹂，九品用鹌鹑。武官一、二品用狮子，三、四品用虎豹，五品用熊罴，六、七品用彪，八品用犀牛，九品用海马。所用纹饰视身份而异。

在色彩取向上也十分讲究，例如：绯（红）色袍衫为一至四品官阶、青色袍衫为五至七品、绿色袍衫为八至九品官阶。儒士、生员、监生的衣服式样，曰“阑衫”。特点为圆领宽袖，下接裳为横襕、玉色布绢为材、皂（黑）色缘边、皂条软巾垂带。

明代官员各色补服。图为明代《徐显卿宦迹图》之“金台吹敕”。

士庶男子的常服有直裰、道袍、褶子、阳明衣、程子衣等形制。

穿明制深衣的耶稣会会士金尼阁神父。

图中利玛窦身穿中国士人的道袍。

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利玛窦死后不久在北京所画像，后由金尼阁神父带回罗马。现保存于罗马的耶稣会总部耶稣教堂。

明代命妇服装有“礼服”和“常服”之分。一般妇女服装则仍以襦裙为主，初期妇女的裙子风格多为淡雅。此外，除了一直流传的衫、袄及裙子，还多了几款当时通行的样式：“云肩”、“比甲”、“水田衣”。

明代命妇（授封号的官员母妻）礼服以大袖衫、凤冠、霞帔、褙子等组成。“霞帔”是一种帔子，以狭长的巾帛为之，每条长五尺七寸，宽三寸二分，上绣云凤花卉，着时佩挂于项，由领后绕至胸前，下垂一颗金玉坠子。并以纹样辨别等级。

明代命妇圆领袍。

人们把这种服饰比作美丽的云霞，所以有了霞帔的美名。贵族妇女的常服是长袄长裙。还有一种常服叫作衫子，贵族、士庶均可使用。衫子有多种形制，以团衫最为常用。团衫是一种长衣，交领右衽，衣身宽松，两袖宽博。

普通妇女的服装主要有衫、袄、霞帔、云肩、褙子、比甲、水田衣及裙子等。

“比甲”流行于明代中叶，直领对襟，样式很像褙子但没有袖子。“水田衣”是一种以零星织锦料拼接而成的长衣，因整件服装织料色彩相互交错形似水田而得名。它的构思独特，赢得明朝妇女的喜爱。据说在唐代就有用这种方式拼制衣服，王维在诗中也有“裁衣学水田”的描述。

明代初期妇女的裙子以淡雅为主，虽然织绣有纹样，但以隐纹居多。大部分妇女喜欢素雅的裙子，即使施绣也仅限于裙幅下边一、二寸绣以花边，作为压脚。到了明末，裙子的装饰日益讲究，裙幅也有所增加，例如在当时流行一种浅色画裙，称为“月华裙”：裙幅采用十幅，裙腰间施以细褶，每褶各用一色，轻描淡绘，微风吹过，色如月华，绚丽多姿。

袄裙的衣覆盖于裙上，下着马面裙。

另外明代还有一款常与袄搭配的裙，称“马面裙”，其袖多为琵琶形样。当时的朝鲜，也依照明朝的袄裙发展出了自己的民族服装，并演变成现代常见的“韩式袄裙”样式。

「奔流文化·器物」胡风东渐 天水文物古迹中发现的“胡人”形象

丝路孔道·异域风情②

甘肃天水地处陇东黄土高原、陇南山地、陇中盆地三大地理单元的过渡地带，历史上一直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化的交错地带，是丝绸之路关陇段的节点，而早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在天水就已经能看到胡人的身影。

（一）

天水区域内目前发现最早的胡人形象源于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

人形铅俑 马家塬墓地出土

马家塬战国墓地有大、中、小型的墓葬59座，部分墓葬带有祭祀坑，以大型墓葬为中心呈半月形分布，总面积3万余平方米。墓葬均为阶梯式墓道竖穴偏洞室墓，大中型墓葬均随葬有装饰精美的车辆，出土的随葬品中有大量的金银器、玻璃器和玻璃态材质的器物。其中的两件金属俑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头戴尖帽。

尖帽铜人 马家塬墓地出土

“尖帽”曾在古代西域境内非常流行，其多以毛毡和兽皮制成，帽顶做成尖状。比如在新疆罗布泊小河遗址中发现的“小河公主”就是一位头戴尖帽的美人。甘肃天水马家塬出土的头戴尖帽胡人俑，也证明这些胡人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就活跃在欧亚草原上，他们多生活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班固在汉书中称其为“塞人”或“塞种胡人”。

（二）

武山拉梢寺大佛

麦积山石窟 第87窟右壁右侧弟子迦叶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夜梦金人，乃遣使西行求法。永平十年(公元67年)，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天竺高僧应邀携带佛像经卷，至洛阳白马寺开始译经，首开佛经东传之先河。

麦积山石窟 第154窟前壁左侧力士

《高僧传》载，摄摩腾、竺法兰、安清、支楼迦谶等13位高僧在华译经。魏晋南北朝时期入华译经的著名胡僧就有130多位，凉州成为全国重要的译经场，著名佛教高僧昙无谶、浮陀跋摩等于此译经。

麦积山石窟 第2窟正壁左侧昆仑奴

作为凉州刺史治所在地天水（东汉初治陇县即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汉灵帝时迁置冀县即今甘谷县），想必不仅有胡僧往来，也有众多胡僧在此修行。尤其出自天水的苻坚、姚苌都笃信佛教，他们无疑为关陇佛教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载，苻坚曾为了迎请鸠摩罗什，不惜动用七万大军远征。而鸠摩罗什也在天水留下了印迹——传说武山拉梢寺就是因其“运鬼斧神工，拉树梢成山，因名”。

麦积山石窟 第43窟前廊左侧的力士

如今这些胡僧都已被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其身影在石窟造像中还依稀可见。武山拉梢寺大佛丰颐厚唇及生灵佛座的特征明显受到了印度、中亚及西北民族等多元文化影响，麦积山石窟中的部分泥塑正是丝绸之路上胡僧形象的艺术再现。

（三）

麦积区伯阳乾符四年唐墓壁画上的尖帽胡人 头戴黑色幞头，身着褐色圆领宽袖长袍，腰间束带。立眉吊眼，圆鼻大嘴。长鬓角，唇上髭呈八字形，下颌络腮胡须。右手握左手于胸前，侧身面向南侧。人物高大，色彩艳丽。

天水出土胡人乐伎俑，通高32-33厘米，头戴软脚襆头，身着紧袖圆领左衽长袍，腰系緙带，高鼻深目、浓眉大眼，手中分别执横笛、贝蠡、排箫、芦笙、琵琶。

天水麦积区伯阳乾符四年唐墓壁画上的尖帽胡人，头戴黑色幞头，身着褐色圆领。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胡商在中国、大夏与康居之间充当转手贸易往来的使者。公元4世纪，粟特商人已经将贸易的触角延伸到河西走廊，形成了最初的贸易网络。粟特人善于经商，据《唐会要》记载, 康国“生子必以蜜食口中, 以胶置手内。欲其成长口尝甘言, 持钱如胶之粘物”。粟特人“习善商贾, 争分铢之利”，即使死后，也要在死者口中含一枚金币。

胡人佣 唐代，秦安县叶家堡出土。俑高38厘米。白陶胎，施红、绿、黑、白色釉。胡人俑头戴软幞头，深目高鼻，鬓须浓重，身穿翻领胡服，双臂弯曲，双手呈勒缰状骑在马鞍上，双目凝视远方，神态威武。马体态雄健，昂首，两耳直立，双目前视，四腿挺拔有力，立于长方形踏板上。

出土于河北的《唐故朝议郎试太子右赞善大夫长沙罗公夫人秦州米氏墓志铭》中生动地记述了西亚米国粟特人“禀那”出使中国后定居秦州的生动实例。除了商业往来，异域风情的乐器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乐器、音乐制度、民族音乐交流融合也产生了重要作用，在天水出土的贴金彩绘围屏石榻上刻画有很多伎乐图像，并且与之一同出土的还有5件一组的胡人乐伎俑，这是非常典型的胡人乐队组合。

三彩胡人牵马俑 唐代，秦安县叶家堡出土。人高76厘米，马高73厘米。采用陶胎，质较松，施红褐色釉。胡人双目圆睁，两撇八字胡高高翘起，身穿大衣，腰系带作结，下着紧腿裤，足穿靴，站立于方形踏板上。双臂前屈，作牵马状。马首内收，口微张，双耳前立，颈部高起，体态肥壮，四腿直立于长方形踏板上。

公元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期，唐朝致力于经营中亚，在它的统治下丝绸之路贸易空前繁荣。与此同时，唐代奉行宽松的民族政策，“蕃兵”“蕃将”已成为当时重要的军事力量，为人熟知的哥舒翰以及安禄山都是著名的蕃将。1965年，在天水市秦安县叶堡杨家沟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个墓群，考古专家先后清理了6座墓葬，这些墓葬几乎均已盗空。其中1号墓上就有两个盗洞，两具人骨也已被严重扰动，墓内其它物品均已盗空，仅出土盗余随葬俑180多件，这些遗物现分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和甘肃省博物馆，同时，也出土有部分胡人俑。

文·图丨奔流新闻通讯员 刘复兴 记者 荆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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